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1%，在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2018年3月以来，外部变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我国调控目标明确，逆周期调节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在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同时，坚定扩大开放，做好各项改革，使得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整体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是短期的，总体可控，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中国经济有巨大发展潜力与韧性。

　　当前经济形势面临“三叠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9月到2017年年初，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普遍性衰退，无论是欧美还是金砖国家等经济体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全球经济复苏却并不稳定，世界经济陷入“新平庸”，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无论是金融危机伊始的“四万亿”的刺激计划、扩大内需的举措，还是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政府在根据形势变化中探寻走出危机的措施，由于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危机影响的持久性，政策目标、政策组合在不断调整；第二阶段是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稳定复苏，走出金融危机趋势明显，外贸拉动经济强增长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效应使中国经济逐渐呈现见底反弹的态势，然而2018年3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因素。第三个阶段是2020年1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实现阶段性“停战”，当地时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美经贸摩擦朝着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坚实一步，为全球经济稳健复苏带来信心。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扩散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最大不利因素，疫情对中国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市场份额、海外投资等产生较大影响。当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成为中国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开放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类因素（包括国家间经贸关系、地缘政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影响。从外部环境和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关系的逻辑来看，如果外部环境相对平稳，则国内政策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在“稳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更倾向于防范风险；如果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或者出现较大动荡，则国内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更为关注“稳增长”——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现阶段疫情冲击下的宏观政策更加强调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从长期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是“三叠加”，即国内转型升级与外部不利环境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期与内外需放缓并发叠加、稳定经济增长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叠加，需要处理好“内部与外部”“供给与需求”“速度与质量”“实体与虚拟”四个方面的关系。

　　中国经济韧性强，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原始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一定时间、空间背景下完成。当前，世界正处于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中，科技发展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会。当廉价的劳动力、便宜的厂房租金等各种初级生产要素优势逐渐消失之后，企业发展就不得不转向自动化、高科技领域。从长期看，这有助于中国企业脱离初级要素优势依赖的发展惯性与路径。在一些领域，国外竞争对手虽然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但是设备与经验偏重传统技术，中国企业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信息技术革命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

　　以全面性警戒与审慎态度应对外部压力，每一次冲击反而成为创新的有力诱因。生产要素的不利条件以及外部冲击反而会加快创新，显示出积极效应。可借鉴国际经验应对危机，化压力为动力。如二战后的日本产业因为遭受一连串的“冲击”但又不断成长，这些冲击包括从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尼克松冲击”到“石油危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问题。每次冲击都致使日本产业采取行之有效的调整策略，进而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强化了国家竞争优势。

　　从二百多年的世界工业发展史来看，国家发展的共同经验是，先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实现劳动力从农业人口向现代制造业人口转变，然后通过创新驱动，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目前我国创新能力水平尚有待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言犹在耳，中美经贸摩擦敲响了警钟，核心技术是一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高科技领域的竞争绝不仅是产业本身，往往涉及到国家安全，通过贸易制裁或者禁运的方式实现经济、军事、外交等其他目的做法已经成为通行手段，芯片行业就是典型的范例。

　　原始创新依赖基础科学的发展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对于国家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市场中起关键作用的技术，都来源于基础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所依赖的“种子”是基础研究，尤其在通讯、材料科学等领域，没有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难以有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应该有耐心和前瞻性地支持“纯”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要做没有应用目的的试验。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保证对“纯”科学有足够的资助，只有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的宝库，让企业和机构可以从中自由汲取，才能持续激发经济增长。

　　市场规模庞大，全球厂商青睐。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拥有着近14亿人口市场规模和4亿人左右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趋势稳健，比市场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需求结构。近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新兴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不同代际的消费群体呈现不同的增长特征，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多元性特点，表现为“一国多个市场、一国多层次市场”。未来中国消费发展有两大驱动力：一是消费量持续增加与消费升级，二是人口结构变迁带来消费品类以及消费热点不断演变。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1997年所著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赢家与输家》一书中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赢家为什么赢、输家为什么输：“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市场的企业基本都输了，把中国看成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市场的企业都赢了。”时至今日，中国市场依然如此，中国既有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风口，也有抓住年轻人消费心理的跨界电商的小趋势。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消费升级充满新机遇，为了回应市场需求，企业需要加快创新频率，以适应更加细分的市场。

　　推进高质量国际经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出口压力促使企业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开辟潜在的或者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激烈与出口压力促使企业重新构建新的全球化战略与转型升级路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将逐步取代对初级生产要素的依赖，增加产品附加值，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跃迁。

　　中国国内市场虽然广大，但是竞争日益激烈，进一步扩大开放，全球企业将逐鹿中国市场。市场结构性饱和与产能过剩特征具有长期性，优胜劣汰市场法则更为明显，这些趋势将迫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得不向海外市场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由“贸易立国”向“海外投资立国”战略转变，经历了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金融服务业几个对外投资发展阶段。通过对外投资缓解日益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以“全球化经营”为目标构建国际化生产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仍处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亟需借助国际社会资本与技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兼具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与巨大的市场容量，可以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其实现工业化的跳板，实现与中国产能合作的互利共赢，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承接地。

　　中国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只重视国内市场的传统观念自然就会延伸为对全球市场占有率的重视与关切。当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海外投资的占比仍然很低，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出口依赖，这也是中国产业全球出口占有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深耕海外市场，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强国的典型特征。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不仅是企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也是国家竞争力增长的过程。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就指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制度型开放带来改革红利，开放新格局释放发展动能。2018年6月30日，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了两则“负面清单”，分别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而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持了2018年版的体例结构，进一步缩减了负面清单长度，新推出一批开放措施。其中，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压减比例16.7%；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5条减至37条，压减比例17.8%。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有力法治支撑。从减税降负到简政放权，中国与国际并轨的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改革措施落实效率越来越高。中国正在经历由低成本要素和政策优惠型营商环境向降低制度型成本、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方向转变。

　　当前疫情防控呈现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疫情并没有影响中国开放的步伐。外资以价值投资为主，更看重长期趋势，并不会因短期的疫情冲击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市场长期战略。中国市场中长期走势非常乐观：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努力迈向产业中高端；二是中国正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强大的市场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三是更加自由竞争政策的出台是吸引外资的基础。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写到“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制度变迁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GDP增速每到低谷时，中国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重塑经济增长动力。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金融危机以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一个国家发生制度变迁既需要时间，地理空间上也存在异质性，中国是一个经济体量庞大且地区发展差异显著的国家，在中国发生的制度变迁必定在时间上是逐步的，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在产业上是有优先序的，因此制度变革带来的红利不是一次性，而是波浪式、分地区、分产业陆续而来。

　　在开放领域，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制度型开放是更深入的开放、更全面的开放、更系统的开放、更公平的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一轮的制度红利。以开放促进改革，以高水平开放带动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带来红利，通过制度增进激励。

　　既抓紧疫情防控，又抓好经济运行，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具有短期性特点，用足政策空间可以有效应对冲疫情的影响，既抓紧疫情防控，又抓好经济运行，市场恢复常态指日可待。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4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非凡的故事。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将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稳健与高质量发展必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与活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注：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2019年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跟踪研究”（项目编号：YDYL201906）的阶段性成果】